回忆与金庸先生的交往
严家炎
他总是把国家、社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在这一大前提下才来争取个人事业的发展。金庸先生永远是我们尊敬的一位前辈和老师。
一九九一年，我曾在旧金山一个华文文化中心讲过两次金庸小说，当时在座的陆铿先生不久即在香港一家刊物上做了较详细的报道。但那时我尚未与金庸先生见过面。
与金庸先生真正相识，是一九九二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三个月研究期间。那是在文化界十一二位朋友相聚的一次小型宴会上，由陆铿先生介绍，金庸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宴席结束时，金庸先生又约我几天后到他的山顶道一号家中小聚。这次“小聚”倒真是一次相当酣畅的欢聚。我们从各自少年时的兴趣爱好说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聊到他的新武侠，再从金庸小说谈到围棋，又从围棋胜负聊到顶尖国手陈祖德以及金庸先生向他学习棋艺；再从香港将要回归聊到他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以及一九八九年以后的辞职……总之，是我向金庸先生请教了许多问题。一直到厨师送来了下午的点心，我们的谈话才告一段落。餐后，金庸先生亮出旁边小桌上放着的三十六册第二版金庸小说，并将它们送给我。我当然非常高兴和感谢，随后向主人告辞。金庸先生又让他的司机驾车送我回中文大学的住处。
第二次与金庸先生见面，记得是在一九九四年十月的北京，那是北京大学经国务院批准，聘请金庸先生为名誉教授的仪式上。北大法律系教授同时也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的萧蔚云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学院院长冯其庸，都出席了这次隆重的仪式。我在仪式上为金庸小说发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词，这篇贺词稍后发表在《明报月刊》上。金庸先生对此特意表示了感谢。
永远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
这之后，我们又在北大、大理、海宁、台北以及科罗拉多等地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以及在华山论剑的活动中多次见面，还一起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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