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了向冯康侯老师学习书法和篆刻的功课；也写了带着老父老母回乡寻根，第一次踏足内地的过程。记得副刊做过一个问卷，当年的编辑胡菊人先生告诉过我，我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一个作者。
之后，承蒙金庸先生和夫人的爱护，旅行时也带了我一块儿上路。工薪阶级的我，当年没有金庸先生夫妇的邀请，是去不起欧洲最高级酒店和餐厅的。外游时，我当了娱乐主任，讲了不少电影圈中的秘史，这是我对金庸先生万分信任，知道他是一位不会向外泄露的长者，才把这些有血有肉的往事一一细述。如今这些秘密也不再公开，没有人知道了。
旅行的次数后来愈来愈多，到过欧洲诸国、柬埔寨、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我也见证了金庸先生在中国丽江下的一盘未完的围棋，被雕刻在大石上面，也看到金庸先生和白族姑娘载歌载舞，非常欢乐的一面。
有一年，金庸先生患了一场大病，我只能在病房外远望，什么也帮不了，除了担忧之外，每天也为金庸先生抄一篇《心经》，也堆积了一叠。身在海外的亦舒也非常挂念，追问近况，我把这段日子的经过，模仿金庸先生的手法，写成几篇他与病魔决斗的小说寄给了她，可惜没有存稿，也没有想过要发表，不然还有一点点可读性。
终于胜利——金庸先生不但痊愈，胃口可来得真好，寿司一啖好多个，一大块牛排吃得干干净净。金庸先生除了鱼生和牛肉之外，就只爱江浙菜，对我这种什么东西都尝试的人并不赞同。但有一次我们在伦敦，我建议吃黎巴嫩菜，他也奉陪。当时适逢初夏，天气颇为炎热，我们坐在户外食肆，见他老人家额上流着微汗，还要看着我这个生番把一碟碟的生羊肉吞进肚中，只是微笑不语，如今想起，也真对他不起。
对不起金庸先生的事可真多，我一直想把金庸小说翻译成日文出版，都只是说说却做不到。另外还想把金庸作品做成录音书也没办成，好在当今内地已有人出了，我也老怀欢慰。
香港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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